1957年8月6日，一封从上海华山医院寄出的急电摆在中南海的案头。电文署名，请示中央：“恳请免我高等军事学院院长、政委之任。”此前不到十天，军委刚刚下达任命书，照理说这是对他七年辛劳的最高肯定。可这位久经沙场的开国元帅却突然“推职”，在当时引来不少猜测。
时间要倒回到1950年深秋。抗美援朝的硝烟正浓，南京城却悄然热闹起来。原国民党陆大旧址大门重新粉刷，一块“军事学院”木牌还散发着油漆味。蹒跚步入校门的人正是左眼失明、伤痕累累的刘伯承元帅。周恩来把学院筹建任务交给他时说：“老刘，咱们的战将不少，可真正系统懂现代战争的人太缺，你得把学校办起来。”刘伯承当场表态：“只要能教出好军官，我舍得一身剐。”
于是，选址、翻修、请专家、编课程，风尘仆仆。最棘手的，是师资。新中国军队血战沙场，却未必人人会写教材。刘伯承盯上了那些起义、投诚的旧军人。他拍板：“不怕身段尴尬，有真本事就请来教书。”于是郭汝瑰、朱大纯、郭宗汾先后登堂授课。曾经对垒的“蓝军将领”坐到讲台上，台下是把他们赶下长江的解放军师长、团长，气氛微妙。一位教师紧张之下把“红军”喊成了“共军”，瞬间课堂爆笑。消息传到院长那里，他只是摇头：“胜仗打多了就不肯学，没这个道理。”他提出“尊师重道”，替老将们撑腰，也给学员们敲了警钟。
三年多下来，军事学院逐步完备。战役系、装甲兵系、防空炮兵系相继建立，上千名中高级指挥员走出校门奔赴各军兵种。毛主席每两月要看一次学院报告，批语常常写到深夜；周总理则三番五次把刘伯承叫到中南海小院，灯下商量课程框架。1956年1月，毛主席南巡到校视察，牵着刘伯承的手说：“这下可以更快地培养我们自己的‘华野将门’了。”众目睽睽之下，刘伯承只是笑，没多话，心里却在打鼓——视力越来越模糊，脑子偶尔嗡鸣，他担心再硬撑下去会拖累学校。
同年秋，身体亮起红灯。虚脱、眼疾、旧伤一起折腾，医院成了常驻地。军委批准他暂时休养，由陈伯钧、顶上。刘伯承在病房里摆满地图，用放大镜爬行般阅读《原子条件下的战役学》译稿，边看边批注。护士端粥来，他也只是匆匆喝两口。同行的医生劝他闭目养神，他摇头：“课本还缺几处例证，不改好睡不踏实。”
1957年夏，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筹建，军委认定非刘伯承莫属。任命电报发出那天，南京全院鞭炮齐鸣，学员们奔走相告。然而，正筹办康复出院的刘伯承却陷入长思。他明白，京畿新校肩负的是统率全军合成作战的最高学术使命，而自己的听力在衰，视力仅余一只眼的暗影，双手拿笔已颤。若靠他挂帅，只怕误人子弟。思量数日，他终于提笔：“请求中央另选贤能，我当退到幕后一隅，待病好再听召。”
信送北京后，彭德怀先看，沉默片刻，批了两字：“同意。”毛主席随后圈阅：“休养为先。”几个字朴素，却是理解。9月13日，南京礼堂座无虚席，军号声里，人们为老院长送行。钟期光讲完话，全场静默，许多教员红了眼眶。
刘伯承离开军校，却没离开军魂。1958年，他赶来参加国防部高干会，左眼积血，医生阻拦，他执意到会。会后他又一次写信，要把自己珍藏的沙俄时期火炮教材转送各系。他说：“我看不动了，你们能看得动，就别让好书蒙尘。”
1960年代起，刘伯承在西山小楼疗养。老部下来探望，他仍关心边疆道路、煤炭供应。听说西藏冬天百姓仍靠牛粪取暖，他发急：“要多找煤。”1970年得知多所军校合并为军政大学，他立刻把两千多册外文兵书捐了出去，连家人也蒙在鼓里。
有人曾小声议论：“刘帅是不是怕担子重？”事实恰相反——这位川军出身的“军事教头”宁可退位，也不肯耽误部队一日之学。彭德怀评价他：“心里只有两个字——责任。”1986年10月7日，93岁的刘伯承走完战斗一生。当年的学员、后来的一代代将领，回忆起他，总爱重复一句话：“刘帅教过的，不敢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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